難以編碼的事情才難以被AI代理。徐飛說，這樣的事很難有正確答案，高度依賴情境，也是高“灰度”的。

“AI就像‘渣男’，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作為新任的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文科資深教授徐飛5月17日在上海師大商學院笑言人工智能：“TA長得帥、能力強、多才多藝，做什么都不拒絕，但也不主動干事，出了問題從不負責。”

在這位“985”大學原副校長、“211”大學原校長眼中，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擁有超級編碼能力，人類必須更加強化培養(yǎng)“非編碼能力”，才能不被取而代之。在中國，AI與AGI（通用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第四代大學正呼之欲出、應運而生。

“知識搬運工”轉型5個新角色

此次，徐飛應上海市管理科學學會之邀，回到他擔任交大、財大兩校領導的上海老家，加入上海地區(qū)商學院（管理學院）院長圓桌會。徐飛援引麥肯錫的預測數據稱，到2030年，超過60%的標準化教學任務將由智能體承擔，教師在知識傳遞維度的不可替代性年降15%。

在迎面而來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時代，高等教育已然經受重大挑戰(zhàn)。徐飛認為，首先是知識半衰期驟降，從過去的20年縮短到五六年，甚至僅有1年“保鮮期”，有些大學生走出校門即知識過時，被人稱為“畢業(yè)即失業(yè)”；其次是高校專業(yè)深度調整，在我國現有的14個學科大類中，“理工農醫(yī)”大幅上調，“文史哲、經管法、法教藝”大幅下調，作為我國第12個被列為學科大類的管理學同樣如此：商學院生源銳減，甚至有的高校已不招本科生，MBA和EMBA的報考人數也小于或等于招生計劃數。

因此，在徐飛看來，教師角色面臨著新定位，也就是從長期以來的“知識搬運工”，轉型為5個新角色，分別是：“知識和元知識引導者”“學習活動設計師”“成長分析師”“心靈陪伴者”“教育生態(tài)共建者”。其中，“元知識”是指最高層次的知識，即關于“知識的知識”。“過去，知識就是力量；如今，元知識才是力量。”

同樣，大學也不能不更新迭代、轉型升級，走向第四代。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了解到，第一代大學是中世紀大學，以“知識傳授”為主，比如1088年時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1200年時的法國巴黎大學；第二代大學是近代大學，知識傳授加之知識創(chuàng)造，形成“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統一”的理念，如1810年時威廉·馮·洪堡創(chuàng)辦的柏林大學；第三代大學是現代大學，形成大學三大職能：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如1904年時以查爾斯·范·海斯為校長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人與AI正如“唐僧與悟空”

徐飛認為，第四代大學是AGI時代的大學新形態(tài)，使命驅動、挑戰(zhàn)導向，以21世紀以來的可汗學院、奇點大學、密涅瓦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為代表。其中，斯坦福大學也是福耀科技大學對標建設的研究型大學，新校的辦學定位為“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面向大學生，上海師大商學院和智慧樹當天發(fā)布上線“AI數字學伴”。

大學該教什么、學什么？“什么樣的事情容易被AI替代？”徐飛先設問后解釋，這些事情其實就是可編碼的事情，比如能夠“數理計算”有“標準答案”的事情，結構化、機械重復的事情，包括棋類游戲、會計核算、軟件測試、語音生成等。

反之，難以編碼的事情才難以被AI代理。徐飛說，這樣的事很難有正確答案，高度依賴情境，也是高“灰度”的，充滿著不確定性、模糊性。比如，管理、決策、心理咨詢等，都必須擁抱灰度，適應不確定性。

所謂“AI無ai（愛）”。徐飛直言，憑借人類特有的“非編碼能力”，對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才能“在數字荒原上培育出精神根系。”他打比方說，“當AI越來越像孫悟空無所不能，人類就更需要‘唐僧力’。”這樣的人，就像唐僧般可以掌舵定向的精神領袖，擁有面對困難不退縮的心力。

他表示，大學乃至學校都需要倡導混合式學習，人與AI彼此協同，形成“教師—學生—AI智能體”三元相互作用的體系。培養(yǎng)AI時代最稀缺的5種能力，且都是“非編碼”的——它們正是提出問題能力、方案落地能力、管理決策能力、人際鏈接能力和人機協同能力。

封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