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萬敏 發(fā)自北京    

每經記者 萬敏 發(fā)自北京

半個月滾動投放逾8500億元流動性。央行1月30日公布的信息顯示，央行于2014年12月16日開始，共密集開展8期短期流動性調節(jié)工具（SLO），投放8550億元流動性，期限最短的是1天，加權平均中標利率從3.5%到4.16%不等。

據(jù)《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統(tǒng)計，央行從2013年10月份創(chuàng)設并開展了SLO操作，至今共發(fā)布了6次交易公告，2013年和2014年各三次。

除了SLO，央行在過去的一年里還使用了常設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定向工具來調節(jié)流動性，引導市場利率，而全面存款準備金工具則未見使用，甚至7天期逆回購也被凍結長達一年之久。這或許意味著，央行的流動性調節(jié)工具種類不斷豐富完善，而對市場具有強烈信號意義的全面數(shù)量型工具使用將倍加慎重。

不再“大水漫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此前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將繼續(xù)保持戰(zhàn)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更好的實行定向調控，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qū)間，同時著力提升經濟的質量和效率。

在各種場合，中國M2與GDP的比重關系常被拿出來討論。過度的流動性引發(fā)的通貨膨脹隱患、資產價格高企、游資炒作等，使得央行一度承受壓力。

2010年末，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調控流動性的 “池子理論”。市場的理解是，這個“池子”將包括外匯儲備、準備金工具等。不論如何解讀“池子”，事實上，央行從2010年初開始進行了密集的存款準備金上調。從2010年1月到2011年6月，央行共計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得商業(yè)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此后，流動性“去杠桿”進程一直堅定的進行著。盡管央行在近幾年對貨幣政策的表述為 “穩(wěn)健”，但其內涵卻并不相同。

2012年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后，面對經濟增速乏力的2013年，央行也并未選擇開閘準備金率放水，反而是創(chuàng)設了此后才為市場所熟悉的第一批定向流動性調節(jié)工具，SLO和SLF。即使是2014年上半年的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也是有“定向”的前提。

央行在2014年三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強調，“定向降準主要發(fā)揮信號作用，通過建立信貸結構優(yōu)化的正向激勵機制，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提高小微企業(yè)、涉農信貸投放比例，并不能理解為‘放水’擴張總量。”

央行仍保持審慎客觀

然而，定向工具從誕生就一直飽受質疑。定向的非透明性質使得本來就復雜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央行所出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的公開透明才能達到正確引導市場預期、熨平波動的目的，在世界范圍內都是難題。

對于定向工具的研究和使用，央行一直保持著審慎客觀的態(tài)度。在2014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央行提到，“當然也應看到，貨幣政策主要還是總量政策，其結構引導作用是輔助性的。定向降準等結構性措施若長期實施也會存在一些問題，如數(shù)據(jù)的真實性可能出現(xiàn)問題，市場決定資金流向的作用可能受到削弱，準備金工具的統(tǒng)一性也會受到影響。”

另外，SLO等定向流動性調節(jié)工具帶來的成本問題，使得其能否長期使用仍留有疑問。一位商業(yè)銀行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商業(yè)銀行獲得SLO等流動性時的利率水平，加上存款的成本，已經與其使用資金時的利率形成倒掛，從減輕社會融資成本負擔的角度考慮，降準仍有必要。

但困擾央行的財務“軟約束”等造成“融資貴、融資難”的根本原因并未發(fā)生改變，周小川日前在達沃斯論壇再次強調貨幣政策并非萬能。

央行也在2014年三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指出，“中長期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的增強、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信貸資源投向的優(yōu)化，根本上還是要依靠體制機制改革，發(fā)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