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報道的私募“坐莊”手法引發(fā)市場關注。從另一視角看，作為上海豐潤“馬甲”的信托產品難脫其咎——證監(jiān)會處罰書明確指出，兩家信托公司疏于審核，決策和交易完全交予投資顧問；另一方面，在上海豐潤操盤過程中，該信托產品的次級受益人“越位”操盤，暴露出私募與信托的畸形利益生態(tài)鏈。另一亟待改進的問題是，信托產品的投顧等信息應當對外公開披露，接受各界監(jiān)督。 本報昨日刊發(fā)《私募“坐莊”套路曝光福麟9號“烙印”漸顯》一文，引發(fā)市場高度關注。上海豐潤操控9個資金賬戶，反復交易多只股票，多次構成舉牌卻瞞而不報，勾畫出隱秘的“坐莊”路徑。由此及彼，以“華潤深國投-福麟9號”為首的多個私募產品，在三季度一同涉獵多只股票，令人高度懷疑其操盤方是否出自一家。 由于信托產品披露機制的缺失，記者從公開渠道無法查證福麟9號與金獅120號、建行財富第一期(20期)、信集抗震基金之間的關聯(lián)。不過，證監(jiān)會對上海豐潤的處罰書，隱約暴露出信托公司與私募之間的畸形利益鏈。 據查，“聯(lián)華國際信托-新股申購3期”由上海豐潤發(fā)起，受托人為聯(lián)華國際，投資顧問為上海豐潤。根據雙方簽署的合同，上海豐潤負責向聯(lián)華國際提交投資建議書，聯(lián)華國際對投資建議書審核后進行投資決策并實施操作。但實際運作中，聯(lián)華國際僅通過電子系統(tǒng)設定相關篩選條件，對于上海豐潤發(fā)出的電子投資建議僅做形式上的審核，通常上海豐潤發(fā)出投資建議電子指令后可直接到達券商端進行下單操作。 上海豐潤控制的“中融國際信托-融裕25號”運作手法類似。盡管中融國際負責審核，并有權否決投資建議，但實際運作中，中融國際的審核流于形式，通常上海豐潤發(fā)出投資建議電子指令后可直接到達券商端下單操作。此外，2010年12月21日，上海豐潤授權陳某華為融裕25號的授權代表，權限包括向中融國際下達投資建議及通過交易系統(tǒng)客戶端查詢相關數據；2010年12月22日，陳某華簽署委托書，授權融裕25號次級受益人張某清負責該信托產品的具體操作；2011年3月24日，張某清簽署委托書，又委托上海豐潤負責融裕25號賬戶的具體操作。 由此可見，在信托公司與私募簽訂的投資顧問合同中，信托公司擔負著審核投資顧問提出的投資建議，據此進行自主決策和交易的角色。但上述案例中，信托公司疏于審核，責任缺位，投資顧問甚至信托受益人完全主導了決策權。 信托業(yè)人士告訴記者，在證券投資信托業(yè)務中，名義上均由信托公司發(fā)起設立信托計劃，但事實上，部分產品由某些投資人發(fā)起，這些投資者具有較好的投資能力，但資金有限，因此借信托的名義發(fā)行產品，這些投資者隨后成為該信托產品的劣后受益人，承擔高風險和高收益，“基于這樣的利益關系，實際操作中，很容易出現(xiàn)投資顧問或劣后受益人主導交易的行為?！? 福麟9號正是這樣一款結構化信托產品。根據去年10月發(fā)布的清算報告書，上海數君擔任投資顧問的福麟9號設立于2010年5月5日，于2011年9月30日提前終止，清盤時單位凈值為0.62元。即便如此，優(yōu)先受益人仍獲得了9%的累計收益率，意味著劣后受益人承擔了較大損失。 值得關注的另一問題是，盡管上海數君出任投資顧問的福麟9號已壽終正寢，但變換了投資者的“福麟9號”仍繼續(xù)存在并交易，公開資料已無法查知該信托產品的投資顧問及發(fā)起人。金獅120號、建行財富第一期(20期)、信集抗震基金亦未披露投資顧問及發(fā)起人的信息。信息不對稱的狀況，無疑給了私募暗箱操作的空間。 市場人士認為，私募產品青睞股本較小的標的，一旦具有一致行動人關系的多只私募產品集中買入同一股票，很容易造成二級市場的波動。而通過信托產品的“掩護”，私募可能利用其隱蔽身份進行操縱股價等違規(guī)行為。他建議，信托產品應該規(guī)范信息披露機制，對發(fā)起人、投資顧問、決策流程等信息加強披露，以便于信托投資者及監(jiān)管部門監(jiān)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