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可楊    每經編輯 張海妮    

一部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執(zhí)導的電影《人工智能》，講述的是一個小男孩最終發(fā)現自己是人工智能的故事。

人工智能什么時候才能達到這樣的水平？難道人工智能的作用就是制造一個類人智能體嗎？這是第四范式創(chuàng)始人、董事長戴文淵投身人工智能產業(yè)早期最令他迷惑的兩個問題。

最終，他在圖靈獎獲得者詹姆斯·尼古拉·格雷（James Nicholas Gray，昵稱Jim Gray）2007年《科學發(fā)展的四個范式》的演講中找到答案。其中，第四范式階段是指數據科學——隨著數據爆發(fā)式增長以及技術演進，科學理論由計算機從海量數據中發(fā)現。

戴文淵所創(chuàng)立的人工智能公司“第四范式”的名字也由此而來。這家成立于2014年的企業(yè)級人工智能平臺企業(yè)，迎著人工智能的潮起與潮落成長至今，作為掌舵者，戴文淵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享的心得是，不要太在乎AI（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做所有事，或者不能做所有事，因為這對于市場來說也不重要，客戶關心的問題是：“我是賣雞翅的，AI能做的所有的事情，跟我有什么關系？重要的是我的雞翅能不能（通過AI）賣得更好。”

大模型時代，第四范式主張對模型進行“剪裁”，以求用最“經濟”的方式做領先的AI。在戴文淵眼中，通用大模型和行業(yè)大模型是實現AGI的不同路徑，區(qū)別在于是用一個模型去實現AGI，還是用很多模型去實現AGI。而兩相比較之下，行業(yè)大模型是他認為最“經濟”的方式。

  

熱潮與誤解一同翻涌，市場期望AI解決所有的問題

新的熱浪翻涌在第四范式成立的第十年，這也促使戴文淵作出了一些改變。

2023年，很多人找到戴文淵，問他：“ChatGPT會怎么幫助到我的企業(yè)？”上一次他被問及類似的問題是在2016年，那時，問句的主語是AlphaGO。

更有趣的是，這一次，幾乎所有的客戶、投資人、媒體記者都在使用“技術的語言”來提問，“參數”成為高頻詞，與之前的狀況大不相同。

戴文淵說：“要把AI做好，就先不要談AI的問題，先談談公司是做什么的，把這些問題談清楚，咱們再回頭看看AI是不是可以（對公司）有幫助。”

市場和客戶都對新技術感到興奮時，戴文淵希望能借此機會引導一個正確的“AI價值觀”：“不能先把參數做到一千億，再想這千億的參數到底能干什么？”

市場期望AI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反映了一種恐慌心理：萬一AI能做但是自己沒有用到，那可能會失去一些機會。戴文淵將此視為一個機遇，“擔憂”打開了世人想要了解AI的窗子，但誤解也同熱潮一同翻涌，第四范式要做的，是把AI的價值帶到眾人面前。

ChatGPT，這個目前最火爆的大模型應用，將大模型帶到了人工智能圈層以外的世界，熱浪之下，一些人對于大模型的理解或許是：和ChatGPT一樣的技術。

直至今天，市場中最受關注的大模型依舊是以大語言模型為主，即“預測下一個字”的模型，年初爆火的Sora則是“預測下一幀畫面”的模型。

但應用是更加實際的事，對于絕大多數企業(yè)而言，“預測下一個字”解決不了核心問題。例如，金融機構需要解決風控問題，但這不是語言問題；大語言模型可能會輔助金融機構解決客服事宜，但這可能不是它的核心問題。真正的行業(yè)大模型應當是針對不同場景，構建不同模態(tài)，去預測下一個“事情”。

這背后有一個更大的誤解——很多人問，能不能基于開源大模型底座或GPT，訓練行業(yè)需要的新模態(tài)模型。但即使同樣出自OpenAI之手，要在GPT模型上直接精調出Sora，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戴文淵介紹，大多數行業(yè)大模型是要基于特定業(yè)務所積累的特定模態(tài)的數據，訓練出一個基座大模型，就像目前訓練底座的大語言模型、視頻模型一樣。

其實，行業(yè)大模型這件事，其實已經發(fā)生了十年之久。2014年，第四范式推出人工智能平臺——先知1.0，用建模型的方式，挖掘業(yè)務數據價值，提升業(yè)務效果。如今“先知”已經迭代到了5.0版本，定位于降門檻，讓企業(yè)自行構建高價值場景所需的行業(yè)大模型，例如預測疾病風險、欺詐行為、災害險情、設備故障等，打破大語言模型只能生成文字、圖像、視頻的局限。

信心不再是問題，但市場的耐心有限

1956年夏天，在達特茅斯學院舉辦了一場人工智能研討會，主題研究“讓機器能像人那樣認知、思考和學習，即用計算機模擬人的智能”的科學。

這次會議被普遍視為人工智能技術的起點，由此出發(fā)，人工智能開始沿著一條波浪式的曲線前進，經歷著巨大的潮起與潮落，穿梭在失望與希望之間。

兩到三年，戴文淵認為這是市場能給一場技術熱潮的最大耐心。

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潮起被認為來自2016年，基于強化學習算法的AlphaGo戰(zhàn)勝人類圍棋選手李世石，“機器是否會代替人類”在彼時引發(fā)市場關注，商湯科技、曠視科技等一批人工智能“獨角獸”站到臺前。

第四范式是一家幸運的公司，這家公司誕生于2014年，從誕生的第一天就開始做企業(yè)端的生意。不過那時候，很多企業(yè)告訴戴文淵，自己沒有人工智能預算。隨著AlphaGO成為那枚投向平靜水面的石子，突然之間，所有的客戶都找來問他：“你們是人工智能企業(yè)，你來給我講一講AlphaGO可以幫我做什么？”“我們有預算，我們要AlphaGO。”

兩三年的時間，人們理想中的人工智能工具沒有誕生，市場信心在2019年崩盤。據獵豹全球智庫數據，與2018年相比，2019年中國人工智能企業(yè)的融資金額由1484.53億元下降至967.2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4.8%，融資數量也由737個下降至431個，下降幅度達四成。

直到ChatGPT成為下一顆石子，這場“寒冬”結束，AI市場再度迎來熱潮。

戴文淵認為，在2023年以前，市場對AI是信心問題；從2023年開始，不再是信心問題，而是要找到正確路徑的問題。“不用擔心客戶認為AI沒有用，需要解決的是，引導客戶反過來想業(yè)務的問題。”戴文淵說。

潮起潮落，似乎已經成為人工智能行業(yè)的常態(tài)。潮為什么落，戴文淵認為和“價值”相關。2016年，每家企業(yè)都陷入“怎么去用AlphaGO幫助到我”的問題中，這個潮落了。今天也一樣，如果每家企業(yè)想的都是“怎么用ChatGPT幫助到我”，可能這個潮也會落。

戴文淵判斷，兩三年內，如果大模型不能創(chuàng)造巨大價值，可能就會再度潮落，等待下一顆“石子”——或許是一個新的能夠吸引眼球的東西，或許是能夠在合理的投入產出中創(chuàng)造出足夠價值的技術。

當下的機遇是市場的目光重新被吸引，但挑戰(zhàn)同樣在于，兩到三年內能否兌現大模型的價值？

市場關注到人工智能“+”，戴文淵認為這個加號非常重要，這意味著，未來的兩到三年，人工智能有可能可以去創(chuàng)造很大的價值，如果大家想的都是ChatGPT能不能幫到企業(yè)，可能不見得能創(chuàng)造市場預期的價值。

“以語言模型而言，去年主要的落地場景都與客服相關，如果在這么大的關注度之下，落地的應用全是問答類場景，可能兩三年以后大家就失望了。”他說。

AI是一個實驗的過程，目標是提升“北極星指標”

目前來看，大模型賦能行業(yè)，依舊是一個充滿前景的故事。每個行業(yè)都有人在做貢獻，有人在的地方，AI就有發(fā)揮作用的機會——理論上不存在大模型無法賦能的行業(yè)，人效上可以充分發(fā)揮想象力。

目前，絕大多數企業(yè)的核心業(yè)務都由人來作決策，但人作決策時往往面臨兩個困境：水平參差不齊、精力有限。當AI能力提升，哪怕其能力尚未全面超越人類，即便僅達到人類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能復制很多“人”，就很有可能提供更好的業(yè)務價值。

企業(yè)招聘員工時，并非需要每個員工都達到頂尖水平，而是注重每個員工是否能為企業(yè)帶來積極的貢獻。因此，戴文淵認為，盡管第四范式的目標是使得AI的表現超越絕大多數業(yè)務專家，但從實踐角度來看，AI即使僅僅達到專家平均的能力水平，也有可能為企業(yè)帶來顯著的價值提升。

從數字化時代開啟到數智化時代來臨，賦能傳統(tǒng)企業(yè)與實體經濟始終是市場對技術的期待。隨著大模型來臨，數字技術從傳統(tǒng)的信息搜集、傳輸、整理、儲存，逐漸走到輔助決策甚至替代決策階段。

戴文淵指出，一些企業(yè)當前在使用AI時，依舊存在數字化時代的慣性思維，即過于依賴同行業(yè)的成功案例，試圖直接移植成熟方案落地到本企業(yè)。但實際上AI和企業(yè)核心競爭力相關以后，不同企業(yè)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數字化時代，技術解決的不是核心業(yè)務問題，而是通過提升邊緣問題的效率，進而讓整個企業(yè)的效率提升，但是核心問題仍然是人在解決。進入AI時代，核心問題將交由機器學習，所以每家企業(yè)所定位的核心競爭力也不同，無法完全復制。

理想狀態(tài)下，大模型應該能夠幫助企業(yè)完成核心決策。為此，第四范式將企業(yè)的戰(zhàn)略目標轉化為計算機可以記錄和跟蹤的語言，即企業(yè)的“北極星指標”，以此作為企業(yè)最核心的關鍵指標。

戴文淵認為，對于企業(yè)而言，在使用AI前，需要先想明白一點：對于提升“北極星指標”，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以實體零售企業(yè)為例，其核心效率體現在每平方米所貢獻的效益上，這可能就是一家零售企業(yè)的“北極星指標”。所有圍繞這一指標的改進，都需要量化其對“北極星指標”的實際影響，無論是提升還是下降。

戴文淵強調，企業(yè)的“北極星指標”永遠是正確目標的近似。因為方向總會發(fā)生偏移，需要及時調整后又前進。而定位的調整，需要企業(yè)的核心決策者來完成。他認為，企業(yè)有效使用大模型的核心是，一定要變成企業(yè)的“一把手”工程，因為“一把手”需要告訴AI什么是對的，什么是好的，否則轉型很難成功——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0和1是確定的。

而在實踐中，AI的應用并不意味著每一步都能帶來提升。

“AI其實是一個實驗的過程。”戴文淵舉例，假設有一百萬的客戶基礎，可能將九十萬作為基線，剩余的十萬，每一萬作為一個實驗組，持續(xù)嘗試模型的優(yōu)化與迭代。“早期的實驗基本上是成功的，每次實驗都會比九十萬更好。但是到了一定階段絕大多數的實驗都是失敗的，也沒有關系，往往到了一定的規(guī)模體量以后，一百次體驗如果能成功一次，就能賺回前面九十九次失敗的所有成本。”戴文淵說。

AI是一個實驗的過程，這是戴文淵的認知，但尚未在客戶中達成共識。

客戶的認知提升是AI產業(yè)發(fā)展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如果認知遲遲沒有發(fā)生變化，AI會重新變成“需要有一個大模型、交付一個大模型，這個大模型的參數是不是一千億，是一千億就驗收通過付款、結束”的過程，也許再經過一年半載，客戶會覺得，大模型好像沒什么用。

這時，熱潮可能將會再度遺憾告終。

AI是科學問題，AI應用是經濟問題

在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路上，通用大模型和行業(yè)大模型是兩條不同的技術路線，戴文淵認為，大家都是朝著AGI的方向前進，區(qū)別在于是用一個模型去實現AGI，還是用很多模型去實現AGI。

在他看來，從架構角度、算力、能源成本而言，用一個模型去解決所有的問題，不是最經濟的。

戴文淵還提出了一個更為少見的觀點：并不存在真正的通用大模型，所謂的通用大模型，本質是將多種場景融入一個模型中。例如，通過收集網絡上的廣泛語料，并進行切分以支持不同垂直場景。優(yōu)化通用大模型的過程，需要對其各項能力進行全面評估，一旦發(fā)現某項能力相對薄弱，再增加相關數據，以強化該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可以視為不同場景的組合。

而第四范式的做法是，進行剪裁，先做垂直的行業(yè)模型。如果模型僅針對某一特定場景進行應用，就先通過該場景的數據模態(tài)構建專用模型，同樣參數量往往能實現更好的效果。相反，若模型被設計為一個通用大型模型，最后通用大模型應用到某一具體場景，往往很可能是不經濟的。

戴文淵說：“比如我現在是人工智能的從業(yè)者，其實也是被剪裁的，我花了絕大多數的腦細胞去干AI，沒有花心思去學習怎么寫小說。如果我是一個全才，每個方面都很厲害，我去選擇做AI就很屈才了。從經濟角度說，一個被剪裁過的模型更好。”

“經濟”，在一個小時的采訪里，戴文淵至少5次提到這個詞。“我們致力于把這個問題（解決），或者把這個技術做出來，如果我選擇了不經濟的一條路，可能最后我會做不出來，我們要綜合考慮每一種方向，每一個路線所面臨的問題，最后找到一個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戴文淵說。

“做最領先的AI是特別特別貴的事，需要花很多錢。”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技術信仰派和商業(yè)信仰派之爭中，戴文淵認為自己處于兩者之間。

AI顯然是個科學問題，但做出最領先的AI技術，是個需要計算的經濟問題。

戴文淵認為，經營一家AI技術公司，需要站在商業(yè)的角度思考問題：最領先的AI技術需要海量的算力和數據，如果不能和商業(yè)更好（地）結合，那么長期持續(xù)的資金投入將變得難以為繼，“既需要技術又需要商業(yè)，如果你要做最好的東西，就必須要都有”。

此外，對于AI從業(yè)者的自我修養(yǎng)，戴文淵認為，還需要具備韌勁與恒心，“人工智能就是一個起起伏伏的賽道，可能這兩年又被大家關注到了，甚至被吹上天，被吹上天的時候你不要覺得自己是神仙。同時，被踩到地下的時候，也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波浪式前進的過程中，可以肯定的是，通往AGI的道路并沒有一個標準的指路牌。

“AGI是我們所有人的理想，AGI就是我自己心目當中的一個無窮大。”戴文淵從來不認為AGI是一件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就能實現的事，相反，他覺得，AGI是一件永遠做不到，但永遠都在做的事。他又補充道，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所誕生的人工智能，在人類看來已經是AGI，判斷的因素在于，“對于人來說，人工智能究竟是不是AGI，在于能不能發(fā)現它還有地方不會。如果發(fā)現不了，那這對人來說已經是AG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