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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經記者 劉洋 實習編輯 王麗娜

　　在馮安看來，兩種人，還在跑網約車。

　　“第一種人，小伙子，沒什么職業(yè)，家里給他買個車，你就跑滴滴吧，反正也不指望他掙錢，一天掙多少，就花多少。”

　　第二種，就是“像我們這幫人”，“沒辦法了，走投無路了。”年過五旬的馮安頭發(fā)油膩、蓬亂。今年過年，他不回老家，因為“劃不來”。

　　年關將近，北京地鐵人流慢慢稀疏，“外地人”吹起返鄉(xiāng)號角。不過，仍有一群人，像馮安這般，穿行在北京紛繁復雜、交織綿密的交通網，每天與我們相遇、然后分離。叫不出名字、辨不清面容，甚至口音，卻有著統一的名字——網約車司機。

　　雖分享同一身份，他們卻有著不同的過往及未來——有街頭的“游蕩者”、曾經的小生意人、甚至是歸鄉(xiāng)的游子。手操方向盤，通過網約車，他們與腳下這座城市、形形色色的乘客，發(fā)生或深或淺的聯結。明天過后，他們當中，或回到異鄉(xiāng)，或另謀它業(yè)，甚至永遠離開這座已分不清異鄉(xiāng)還是故鄉(xiāng)的城市。

　　北京，異鄉(xiāng)或故鄉(xiāng)

　　北京城市化進程下，原本身份各異的人，涌向網約車司機這一統一身份。

　　在客居北京的第20個年頭，谷俊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

　　“我以前在八里橋市場，賣辦公家具，干了17年。”1999年，承德人谷俊來到北京，世紀之交的生氣，感染著他，“大街小巷，做買做賣的，有個熱鬧勁，有那種氛圍。”

　　谷俊口中的八里橋市場，建成于1998年，素有“京東第一大批發(fā)市場”之稱。在北京一輪輪城市改造中，八里橋市場于2017年面臨拆遷。

　　拆遷之后，原先八里橋的一幫老熟人，“有開滴滴的，有回家的，干啥都有吧，都不行。”谷俊則在朋友的介紹下，找到與滴滴有合作的汽車租賃公司，于2018年9月，正式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像我們不干，就沒飯吃，老家又沒地。”

　　獨自一人住在通州的出租屋，老伴則在家哄孫子上學，“以前一家人都在通州，但孫子要上一年級了，河北戶口成了問題。”

　　一呆20年，某種程度上，先前，北京已成為谷俊的“故鄉(xiāng)”。不過，八里橋市場的拆遷、孫子的返家上學，則讓他認清自己“外地人”的身份。

　　現在的他，總有一種“空落落的感覺，心里特別不舒服”，一輪輪拆遷過后，北京于他而言，“就是一個機械城市”。

　　在北京城市改造、產業(yè)外遷的背景下，選擇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的，還有蘇魯。

　　“（我）以前跑貨車，那種金杯車，往市里拉貨。”從2017年開始，蘇魯先前服務的廠房，大批遷出北京，相對應的，“活兒就少了。”而蘇魯的“金杯車”，屬于“中不溜的”，車型特別多，所以“活兒就不好找了”。

　　由此，開小車，似乎成為蘇魯的自然選擇。2018年3月15日，他租借了朋友的車，正式以滴滴司機的身份拉活兒。每天清晨6點多，從通州出發(fā)，趕早高峰。“跑車的，基本上都住在外頭，住市里，一間房得多少錢？”蘇魯反問道。

　　與谷俊、蘇魯不同，92年的李果，開起網約車，頗有些城市“游蕩者”的意味。高中輟學后，老家涿州的李果，進過廠房、上過工地，賣過汽車，就在十來天前，在北京開起網約車，因為“汽車不好賣了。”

　　先前在房山賣車時，李果尚且租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干起網約車后，連租房都省了，因為居無定所，“有時候睡車上，有時候跑哪兒算哪兒，就住旅館唄。”如果恰好跑到昌平，他就去兩個姑姑家睡。

　　終日在六環(huán)內跑車，李果熟悉道路的擁堵與暢通、單數與運力的多寡，不過聊起主城區(qū)的物價、房租等基本信息時，李果的判斷力則“不靈了”。他可以確定的是，干網約車比以前上班要“累”，要“辛苦多了”。

　　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劉浪，無疑是網約車司機群體中的異類。

　　白色奔馳C級轎車、450多個訂單，開網約車對于劉浪，更像是“玩票”。

　　自10年前赴日本求學以來，東京而非北京，構成了劉浪的日常生活空間。“我一般一年就回來住個10來天，要是能走，就趕緊走。”對于北京，劉浪已“適應不了”。因此，不愛看電視的他，選擇以開網約車的方式來重新熟悉這座本應稱之為故鄉(xiāng)的城市。

　　成為網約車司機，既是過程，也是結果，更是北京城市化進程下，個人的主觀選擇。它關乎生存，也牽涉生活。對于他們而言，開網約車，或許意味著過往身份的逐漸消解，或許事關舊日記憶的重新尋回，更牽涉對于這座城市的愛恨情仇。

　　苦與樂，淚水與收益

　　“我今兒早呢，從夜里2點，一直跑到現在。”孫兵嘿嘿一笑。

　　接近晚上8點，孫兵離開順義的出租屋已18個小時。即便如此，孫兵對于網約車“干10小時，休息6小時”的平臺規(guī)則還是略有不滿，“最起碼給12個小時啊”。

　　開滴滴才三月，孫兵已然摸到“訣竅”。他最喜歡馳騁在凌晨的高速，“爽”、“刷刷地跑”，“只要別去回龍觀”，因為回程往往空載。

　　臨近年關，網約車平臺也開始多出一些獎勵。孫兵坦言，“這幾天跑合適，每一單加5塊，平時純的就拉個3、4百錢。”這樣算來，似乎輕輕松松破萬，不成問題。不過，在北京跑車，還涉及限號。“昨天車限號，沒拉。”

　　相較于孫兵，馮安明顯多了許多怨言。

　　“我早上6點47分出來，到現在（下午2點半）才跑200多塊。”安慶人馮安在北京“搞裝修”多年，口音已漸漸北方化，“您想想，一天下來，就掙個400多塊流水，再扣個140、150元的油錢。”談及跑網約車一年多，孫兵直呼，“哎喲，苦死了。”

　　孫兵、馮安尚屬幸運，畢竟擁有自己的車，而谷俊則不得不向租賃公司借車。

　　2018年9月，谷俊和租賃公司簽了6個月的合同，每月4000元車租，干滿6個月再送1個月。“最近連續(xù)五六天，流水大概在500多塊。一般一天就470左右，但是我一天花銷就得220塊錢，每天只剩200多，一個月刨去車組，就只剩6000來塊錢。”谷俊說，你說我在這地方，“人吃馬喂的。”

　　已經當上爺爺的谷俊，開網約車一天下來，常常“累得頭昏眼花”。“我們使電車（新能源車），晚上回去睡覺就3點了，睡5個多小時，9點出去接活。”

　　說這話時，他指了指副駕上的暖瓶，“我早上就拿暖瓶裝點粥，拿個饅頭，一天三頓，就只有吃這些。”年歲漸長，吃點小零食，“胃受不了”，充電樁附近也缺少餐館。

　　在這些網約車司機中，李果似乎對自己的狀態(tài)與收入最為滿意。

　　他日夜顛倒、不辨空間。“我這沒準，沒準跑一宿，沒準跑半夜，基本上一天在線的話，將近15個小時。”相較于賣車時的慘淡光景，如今，李果一天能跑1000多塊錢。較之其他同行，這一數字的確很多。

　　他清楚滴滴在周邊各市（涿州、廊坊、固安）的起步價，因此，在北京跑網約車，更多了幾分主動為之的色彩。對于開網約車帶來的勞累，他有著清醒的認識，“這就是個辛苦活兒”。不過，他也坦言，幸虧自己還是單身。

　　合規(guī)之下的出路

　　所有人都清楚“合規(guī)”這一專業(yè)詞匯，“網約車新政”出臺后，對于網約車司機而言，需“持證上崗”，車輛亦需“持證載客”。具體到北京，還要求網約車司機需要為北京戶口。

　　2016年12月21日，北京市交通委員會牽頭發(fā)布的《北京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明確在本市申請《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的駕駛員，需為“本市戶籍”。

　　按此要求，符合條件的運力，一下變得少之又少。換言之，按照最嚴格意義的要求，所有網約車平臺，將被削去大量運力。馮安開玩笑說，“有北京戶口，我還干這個？”

　　剛在北京開滴滴的李果，并未辦證，孫兵也有類似的經歷。馮安則親自被“抓住”過一回，那是在去年（2018年）10月，地點是在北京站附近，隨著合規(guī)節(jié)奏的加快，現在滴滴“天天讓你辦合規(guī)，人車雙合規(guī)”。人車雙合規(guī)，意味著車輛亦應為營運車輛，而非私人小客車。

　　“最主要把你車輛性質變了，會很麻煩，因為咱們家的車，只要你驗車過了，開一輩子都成，但運營車輛，開八年，就得報廢。”即便剛回國，劉浪對于車輛合規(guī)已較為了解。

　　租車的谷俊沒有類似的煩惱，談及租賃公司，他則認為，管理“相當正規(guī)”，“月月安排培訓”，會交“一些在開車過程中遇到的麻煩，面對顧客時，如何盡最大的努力，把服務做好。”但終究拗不過年紀，谷俊坦言，“合同到期，可能就不想干了”，回老家好好帶孫子。

　　馮安則與在飯店打短工的小女兒為伴，在北京度過新年。蘇魯、李果、孫兵在大年三十前夕也即將短暫地回歸故土。

　　至于劉浪，無疑將在年后回到無比熟悉的東京，繼續(xù)自己的異鄉(xiāng)白領生活。

　　離去歸來，盡管來時路各異，卻各自駛向歸途，并在年關將近時，在一聲聲“師傅”的稱呼中，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溫暖。

　　（文中馮安、劉浪、蘇魯、李果、孫兵、谷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