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jīng)編輯 趙慶

瑞典人之所以買得起房子，主要是因為他們不需要為孩子上學存錢，也不需要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錢，他們沒有“后顧之憂”，瑞典實行的是全民醫(yī)療保險。

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滿18歲，就很容易獲取貸款，銀行有時根本不加細問。而在美國，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國窮人甚至連賬戶都開不了，拿到工資支票后，只能再到典當行去兌現(xiàn)，而典當行往往會收取相當于兌現(xiàn)金額3％至10％的手續(xù)費。統(tǒng)計顯示，在美國約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這樣的服務。這其實反映了兩種不同經(jīng)濟模式下不同的生活基礎。美國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質量受收入影響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會福利，福利則要靠公平的分配來實現(xiàn)。假如一個社會越是需要個人用金錢來購買生活質量，那它必然會出現(xiàn)更多的不平等。

其實19世紀的瑞典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瑞典的工業(yè)革命來得比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開始發(fā)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國工業(yè)革命的帶動下，瑞典成了鐵礦石、木材等原料的供應國。當時瑞典工人的生存狀況非常惡劣，他們買不起自己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當時規(guī)定，參加議會和地方選舉的條件是年收入必須超過800克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紅房子》一書中描述過當時一位木匠的心里話：“太太們啊，老實告訴你們吧，日子已經(jīng)苦透了，而且以后還會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們要像瀑布似的吼叫著從貧民窟中洶涌而出，我們將要回到我們的床上，是要回嗎？不，是奪回！”

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如此惡劣的工人生存狀況也意味著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動蕩期，而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會主義運動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叫奧古斯特·帕爾姆，他在德國、丹麥參加過工人運動。1881年，帕爾姆從德國回國后，在南方城市馬爾默做了一個歷史性的演講，題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資產(chǎn)，而是要把資本家們拿走的那一部分要回來。

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當時它的終極目標是消滅階級，1929年世界性的經(jīng)濟危機給瑞典以沉重打擊，失業(yè)率飆升，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過了兩年，北部的奧達倫發(fā)生罷工，政府派兵鎮(zhèn)壓，打死五人，這是瑞典近現(xiàn)代史上最著名的慘案，導致動亂升級。同年，“火柴大王”克魯格因股票泡沫破滅而自殺，將眾多瑞典企業(yè)拖入泥坑。首相?？寺虮唤衣赌昧丝唆敻竦?ldquo;補貼”，致使內閣倒臺。嚴峻的事態(tài)表明，和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關口。

1932年，社民黨上臺，開始了福利國家的建設。瑞典的變革與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出現(xiàn)的變革大體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會運動更為強大，而平等、妥協(xié)、合作的理念已經(jīng)深深地滲透進了瑞典民族的傳統(tǒng)之中。特別由于工會運動的強大，瑞典的社會力量達到了一種新的平衡，當工會、雇主協(xié)會和政府三坐在談判桌前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勞資雙方在政府的協(xié)調下最終達成了工資協(xié)議，實際上也為確保國家經(jīng)濟尋找到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

在瑞典歷史上，19世紀是現(xiàn)代社會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開從教會手中接過社會福利的責任。這個變化當時有兩大背景因素：一是工業(yè)化的發(fā)展造成大批農(nóng)村人口涌向城市，貧富差距拉大，窮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離，教會的職權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兩次通過《濟貧法》，確定“使每個貧民吃飽飯是每個教區(qū)和城市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瑞典社民黨構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經(jīng)成為主體，社會保障不再是救濟或給予，而是要打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平等的平臺，這也是經(jīng)濟進步不可或缺的動力源。丹麥學者安德森講過這樣一個例子，他在1980年代對18個西方國家的福利情況做調查時發(fā)現(xiàn)，“工人運動反對舊有的濟貧傳統(tǒng)，因為他們要爭取堅實的'公民'權利”。而這樣的濟貧傳統(tǒng)在北歐國家?guī)缀跬耆^跡，而只有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還占有相當顯著的地位。

西方學者對歐洲社會發(fā)展的研究結果表明，推動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來自于道德信念。在1932年的競選中，社民黨就沒有像以前那樣提出“社會化”的目標，而是強調了“平等、關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當時的社民黨人看來，在福利大蛋糕出現(xiàn)之前，需要對分配體制進行改革，同時也為將來蛋糕的劃分奠定一個公平的基礎。后來的發(fā)展實踐表明，沒有這樣的改革和規(guī)則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無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黨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環(huán)境中推進的，當時瑞典經(jīng)濟還比較落后，特別是貧窮分化。瑞典模式有兩個最突出的目標，一個是全民就業(yè)；另一個是平等。這兩個目標也是社民黨政府改革的重點所在，而且直到現(xiàn)在這兩點還是北歐模式的典型特征。

瑞典社民黨提出的“全民就業(yè)”，是通過擴大公共部門、加強職業(yè)培訓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業(yè)的經(jīng)濟政策，有著較濃重的凱恩斯主義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黨人看來，“充分就業(yè)是社會的、也是經(jīng)濟的目標。它使人人都能參與福利創(chuàng)建工作，防止失業(yè)造成的不平等、人身傷害和社會排斥。”（瑞典社民黨黨綱）1932社民黨執(zhí)政后，大幅提高公共開支，用于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的開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從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業(yè)率從未超過3．5％，在西方國家中極為少見。

從1930年代開始的分配體制一開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義。瑞典學者阿德勒－卡爾松在《職能社會主義--瑞典的民主社會化理論》一書中說，“實現(xiàn)任何社會主義政策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政府甘心為人民行事，而不是去維護少數(shù)權勢集團的特權。”所以它不再只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公平的問題，是全國公民無論男女，無論工人、農(nóng)民、官員，無論職位、級別高低，無論收入多少，都能夠公平享有社會保障的問題。比如，政府有責任幫助每一個失業(yè)者找到工作；養(yǎng)老金人人都有權享受；給小孩的補貼，每個家庭都有份；醫(yī)療保險不因職位高低和就業(yè)部門不同而有區(qū)分；住房政策則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這個詞，就需要理解分配這個詞。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從1930年代以來做的事情就是，“奪取和控制若干原來由資本家控制的職能。而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這些職能目前仍舊由資本家自己控制。”

這是一些什么職能呢？比如就業(yè)培訓指導、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所有這些領域的資源，都要由國家來統(tǒng)一、公平地分配。這就是所謂“經(jīng)濟領域私有化＋社會領域社會化”的模式。

如果要理解，他們這套體制，舉個例子就會明白，如果有三個人，一個是收入較少的工人，一個是收入較多的教授，另一個是社會地位較高的官員，他們假如患有同樣的疾病，將享受完全同樣的醫(yī)療服務，花同樣的錢買藥，住同樣的病房，做同樣的檢查和手術，社民黨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復雜。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瑞典這個北歐王國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實踐表明，公平社會的構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更多的是分配體制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決的問題。相對于財富積累來說，一個比較公平的分配體制對財富積累也是有益的。

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確的法律保障，凡是應得到各項福利而沒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訴，有接受這種起訴的特別法院，叫公共保險法法院，

全國共有三個公共保險法法院，斯德哥爾摩還有一個全國最高的公共保險法法院，凡對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判決不服的，可以上訴到那里，公民對社會應盡的義務而沒有盡到的，比如說，偷稅漏稅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國突出的表現(xiàn)在，瑞典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公開超越法律，不但部長和總理，就是國家機關也都可能成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罰很輕，犯罪率卻很低。瑞典早巳廢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這樣輕的刑罰維持這樣好的社會秩序，真是令人吃驚的。他們最主要的一條經(jīng)驗是，嚴格地依法辦事，做到不縱不枉。還有一條重要的經(jīng)驗，就是重視對犯罪的預防和對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兩個重要的國家機關，一個叫作國家監(jiān)獄與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監(jiān)獄并致力于對已判刑關押的罪犯實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訓，另一個叫作國家犯罪預防委員會，這是由國會各政黨與政府部門的代表組成的董事會領導的，目的在于動員和組織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促進在社會各個不同領域內的犯罪的預防工作。